4月中旬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提出，要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“公开审判”制度落到实处，不许实行“暗箱操作”。
6月10日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布，18岁以上公民可持身份证自由旁听公开审理的案件，新闻记者可以自负其责的态度采访报道。
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被承诺兑现，法院依法运作成了媒体竞相报道的新闻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以此为幸事。但北京一中院毕竟率先打破了“暗箱”，在北京法院系统开了个好头。
一中院公开承诺了，实施得如何？没有承诺的法院又如何？记者近日进行了暗访。
1998年6月1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
上午8点50分，记者来到东城法院门前，从公告栏里张贴的公告中得知当日将有5个案子公开审理。其中原清华大学学生朱令令告协和医院赔偿案最值得关注。
在门口接待室，很多当事人在填写登记表领取出入证。问窗口里的值班人员，“想听个案子可以吗？”
“什么案子？”“朱令令的。”
“和当事人什么关系？”“没关系，只是对这案子有兴趣。”
“你是哪单位的？”“这和旁听案子有关系吗？”
“我给你问问吧，不知还有地方没有。”
5分钟左右，接待员和该庭审判员电话取得了联系，说：“有一个和案子什么关系都没有的人想旁听，可以吗？”然后转达电话那边的问询“你有证件吗？”
把身份证从窗口里递进去，接待员回复电话那头“她有身份证。”又转达过来“你有工作证吗？”
记者心有不甘地问“非得要工作证吗？”接待员仍然十分固执地“那你是什么单位的？”
无奈只得掏出记者证，接待员接过看了说，早拿出来不就得了。然后告诉电话那头“是生活时报的记者。”
朱令令铊中毒一事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，此番其母将曾为朱令令诊治的协和医院告上法庭，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。庭审选择了可容纳200多人的大法庭，审判席位居高台，原告席、被告席、书记员席、证人席都摆放了扩音器，公开审理的硬件无疑是过硬的，开庭的程序也严格规范。但不知何故，在核对原、被告基本情况时，审判长所读和实情屡有不符，甚至人名都有读错。11点45分，在尚未进行法庭辩论的情况下，审判长宣布休庭，且未宣布下次开庭时间。
6月1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早8点45分，一中院西门外。宽大的电子显示屏上显示着开庭时间、法庭编号和所审案件，不大的接待室里20多人排队等候办理进门手续，窗口内一男一女两名工作人员正忙碌着。20分钟后轮到记者。由于前面没有办旁听的，记者心存疑虑：“能旁听吗？”“能。”男办事员爽快地答应着接过记者的身份证，“你听哪个案子？”“听四庭的吧。”工作人员在表上登记下姓名、身份证号等，押好身份证，然后递给记者旁听证，整个过程大约2分钟。
跨进法院大门，首先接受安检。记者被要求摘下手表，掏出随身带的钥匙，一位女法警仔细翻检了记者的背包。安检合格，放行。
第四法庭约有30个旁听席位，与本案无关的旁听者只有记者一人。原告方的一位女士对记者的旁听先是惊异，后又说“我哥哥死得太惨了……真希望您这样的旁听者多一些，监督法庭的公正审理。”
9点10分开庭。这是一起故意伤害案，被告做法庭陈述时，死者的亲属控制不住情绪有时插话，审判员予以制止，其严厉的口气让家属感到不满。
6月17日西城区人民法院
下午1点30分。与一中院相比，西城法院门前略显冷清。玻璃窗里张贴着通知、公告。记者问接待室里的女士：“能旁听吗？”“能，你听哪个？”“随便，哪儿有地儿听哪儿的。”女士接过身份证，顺手递过旁听证，微笑着嘱咐道：“快去吧，晚了就不让进了。”
快步跑进大厅，不用安检，直奔电梯，电梯里只站了3个人。电梯司机听说记者是旁听的，用手一指，生硬地说：“旁听的走楼梯。”记者愕然。
爬上3楼，楼道里静无一人。门口接待人员说，二庭刚开去二庭吧，推门进去，法官说：“欢迎旁听。”
6月18日石景山区人民法院
早8点45分，石景山法院门前，一位身着制服的男同志主动招呼记者：“您找谁？”“我是来旁听案子的。”“您是……”“我是自学法律的。”“今天我们开大会，案子不多，你最好星期一、二、三来，案子多选择余地大。”不过他还是热情将记者引到法庭楼前。
法庭大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修饰一新的当事人休息室，有可容五六十人的座椅，长桌、空调、饮水桶一应俱全。一位当事人说，有了这样的谈话环境，心里舒畅许多。
记者向值班人员询问能否办理旁听，“你想听什么案子？”“公告栏里今天上午开庭的只有一起贩卖淫秽物品案，我不感兴趣，能否听一个经济案。”佩带004号胸卡的工作人员说，“你等一下。”就去联系，2分钟后把记者带到第二法庭。
第二法庭旁听席有6个座位，旁听者只有记者一人。开庭前书记员宣布法庭纪律：旁听者未经允许不许讲话、不许记录、录音，不许走动，关掉呼机、手机……记者将背包拉开主动接受检查，并关掉呼机。
案件的审理顺利进行，法庭气氛严肃又轻松。35分钟后宣布休庭。
当事人退庭，审判员让记者留一下，微笑着说，“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，实说吧。”记者从实招来。这名名叫臧宁的审判员遂告诉记者，一中院承诺公开审案之后，他们亦感到压力很大。公开审案透明度高，对审判员的素质也是很好的检验。但她很高兴有人旁听，尤其欢迎新闻界监督。不过该院目前只有一个大法庭，如果旁听者太多，院里条件难以承受。
6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
中午12点50分，记者推开二中院接待室的屋门，四五人正围坐打牌，其中几人身穿法官制服。
没到上班时间，记者便退出到门口去看公告牌。公告牌里张贴的公告混乱无序，且互相覆盖，开庭公告和给当事人的公告混贴在一起。仔细看了半天，整个6月份的开庭公告可见的只有5张。
1点钟又进接待室，各位接待人员已经就位。里面有一块庭审活动显示表，显示着各案的当事人到庭时间，大多数案子的到庭时间都是上午加下午，看不出开庭的具体时间。
问接待员，“想听个案子可以吗？”得到反问，“哪单位的？和案子有什么关系？和审判员联系过吗？”
听说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也未联系，接待员说“那可不行。”
记者说，如今不是提倡公开审判吗？我正在学习法律，想实地学习一下。接待员说，那得有证件。
掏出身份证递过去，接待员看了说，来过我们这儿吧？看你这名字眼熟。遂问，想听什么案子？“大法庭审的诈骗案。”
接待员很耐心地打了几个电话找该庭审判员，得到的回答是，该庭上午已经开完了。
“可是显示牌上通知了当事人下午到庭呀？”记者不解。接待员解释说，上午审不完，下午就继续。
不甘心，又选了一个案子要求旁听。接待员也没二话，又打电话找审判员，最后得到的回答又是，上午审完了。
看来接待室不能掌握当日各案的开庭时间。接待员热情地提示记者：“到一中院去吧，那儿的案子多。”
出了接待室，记者试图透过防护窗看清里面的庭审活动显示表，结果不能。
附记所谓“暗箱”，不透明不公开之意。多少年来，尽管《宪法》、《刑事诉讼法》、《民事诉讼法》和《行政诉讼法》等都规定了非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应公开审理，但能够体现法律公正威严的庭审过程却每每被比喻为“暗箱操作”。
此番暗箱开启，是法制社会建设进程中重要的一步，正如一中院院长所说是大势所趋。司法透明，法律才有不可抗拒的尊严，法院的一切硬件和软件都在透明的空间里接受检验，于国、于民都是幸事，尽管前路漫漫。
记者在3天时间里暗访了北京市5个法院，总体感觉一中院的承诺亦成为其它法院暗箱开启的钥匙，全面打破“暗箱操作”也并非可说而不可即之事。但打破暗箱绝不是目的，公开审案也并非代表打破暗箱的全部内涵。
